后世对宋太祖的评价为何不及秦皇汉武等帝王
发布时间：2022-10-25 10:14:24作者：准提咒常识网
后世对宋太祖的评价为何不及秦皇汉武等帝王
熟谙中国历史的毛泽东，在他的《沁园春·雪》这首词中列举了中国历史上五大杰出帝王（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宋太祖榜上有名，可见宋太祖在毛泽东心目中的位置是比较高的。建隆元年，后周禁军统帅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成为宋朝开国皇帝。北宋建国后，宋太祖赵匡胤与宰相赵普“雪夜定策”，确定了“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统一“五代十国”的战略方针，先后攻灭了南方九国，赵匡胤离世后，宋太宗赵匡义继承其遗志，吸取其北征失利的教训，率军征服北汉，从而结束了安史之乱以来长达200年的诸侯割据和军阀战乱局面，重新恢复了华夏主要地区的统一。赵匡胤注重战争文明，安民为先，不嗜杀戮，善待俘虏和亡国君臣，尽可能减轻战争带来的伤亡和破坏，从而赢得了人心归附，消除了统一后复肘腋生变之虞，为大宋的稳定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赵匡胤坚持“士大夫与皇帝共定国是”和“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的重大原则，营造了宽松的政治、思想、文化环境，促进了政治进步和文化繁荣。赵匡胤致力于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使遭受严重战乱的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赵匡胤的治世思想和实践，对宋朝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空前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后世对宋太祖的正面评价远不及秦皇、汉武、唐宗、成吉思汗等帝王。
赵匡胤丢分之处在于他忘恩负义篡夺皇位。他受尽周太祖、周世宗的赏识、信任和恩赐，直至升任殿前都点检，兼任宋州归德军节度使，负责防守汴京。可以说，周氏皇帝把子孙后代和江山社稷都托付给了赵匡胤，可赵匡胤却是个无情无义的野心家，借周世宗离世之机，欺负人家孤儿寡母，发动陈桥驿兵变，黄袍加身，改朝换代。赵匡胤丢分之处还在于他统一南方九国过于顺利，而征服北汉又归于失败。唐宋之间的五十三年中，中原地区相继出现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小朝代，五代之后，我国内地还有吴、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南平、北汉十个小国。在统一南方九国的过程中，宋军兵不血刃，轻而易举平定了荆南，以摧古拉朽之势攻灭了不肯归宋的南方割据政权。南方九国之中，吴越政权在宋军统一南方之初，就与宋军结成了军事同盟，为宋军彻底平定南方诸割据政权中最强盛的南唐起到了重要作用。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忠懿王钱弘俶基于吴越钱氏之祖训和佛学大师延寿“舍别归总，纳土归宋”的建议，以民族大义和民众利益为重，不惜将吴越“三千里锦绣山川”和“十一万带甲将士”悉数献出而归宋，保持了江南的繁荣与稳定。北汉则是他死后赵匡义率军攻灭的。北汉政权以太原为中心，割据山西中部和北部地区，“地狭产薄”，国力不强，然而由于它依附于契丹族，得到了辽朝的扶持和保护，竟得以在五代后期的风云激荡中维持自身的统治。虽然北汉有辽朝为后盾，但赵匡胤始终在等待时机，以图一举攻灭之。宋开宝元年，北汉易主，导致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赵匡胤认为有机可乘，便令宋军北上，征伐北汉。宋军长驱直入，屡败北汉军，直逼太原城下。北汉再次易主，并向辽朝求援，以解太原之危。辽穆宗迅速发兵援救，宋军腹背受敌，无功而返。宋开宝二年，赵匡胤再次兴兵讨伐北汉，宋军攻势凌厉，北汉岌岌可危，无奈辽军兵分两路，一路援救太原，一路入侵宋境，赵匡胤在太原久攻不下，辽军南下日深，宋军疲惫不堪的严峻形势下，被迫下令撤军，此役失利。至此，赵匡胤不得不暂且放弃消灭北汉的意图。北汉和辽朝依然对北宋构成严重的威胁。与历代开国皇帝相比，赵匡胤得来皇权太易，皇位坐得太舒服，难免人们对其评价不高。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赵匡胤丢分之处关键在于他缺少汉武帝雄视天下，“明犯 强汉者，虽远必诛”的悍气和成吉思汗气吞山河、一统天下的霸气；在于他践行的“修文抑武”国策，给后继者以巨大影响，使得宋朝在战争中几乎屡战屡败，割地赔款，受尽屈辱，直至灭亡。
一个帝王获得累世喝彩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他维护华夏固有领土之完整，实现国家完全之统一，或开疆拓土，四方来朝的功绩，彪炳史册。而北宋统一十国后，领土面积不足300万平方公里，在南宋时期则缩减为200万平方公里左右。
“玉斧画界”、“备钱赎北汉”和“杯酒释兵权”的典故，颇能诠释宋太祖何以为后世诟病。
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称帝后，进行统一南方的战争。宋将王全斌在攻灭蜀国后，立即上奏建议乘胜攻取云南。赵匡胤却“鉴唐天宝之祸起于南诏”，用玉斧在地图上顺着大渡河一画，指着大渡河以西说，“此外非我所有也”。因此，宋朝的西南疆域，西邻吐蕃，南邻大理。大理的辖境包括今云南全省，四川西南部，贵州晴隆以西数县，缅甸北部那加山脉以东地和萨尔温江以东地，老挝西北部、泰国北部。赵匡胤不采纳攻取大理的建议，是有一定道理的。首先，大理并不好对付。唐天宝之祸起于南诏，公元751年唐剑南节度使鲜于促通率军讨伐南诏，战于西河地区，唐军死六万；公元754年剑南留后李宓率兵七万征南诏，全军覆没，元帅沉江。唐军重挫于南诏，导致唐朝军力下降、军事空虚，是爆发安史之乱并持续八年的重要原因，“由是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无所控诉，凡二百余年。”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直至灭亡的关键节点。其次，存在着大理与吐蕃联合抵御宋军的可能，如其然，宋太祖将深陷战争的泥淖，残局不可收拾。再次，大理高山深谷，地势险要，且山中瘴气氤氲，不利于宋军作战。再者，宋太祖寄希望于大理主动与宋修好向宋纳贡。然而，这些道理都是小道理，恰恰暴露了赵匡胤缺乏政治家所应有的远见卓识和军事家必备的战略思维。赵匡胤放弃攻灭大理的严重错误，在南宋末年蒙古征伐南宋中显现无遗。在蒙宋之战中，蒙古实施了“斡腹之谋”，其主要内涵为避开南宋坚固的长江防线而假道大理迂回包抄南宋薄弱后方，避实击虚，舍近攻远，以灭亡南宋。1234年蒙宋交战以后，蒙古军在四川、荆襄、江淮等地遭宋军顽强抵抗，灭宋计划长期未能实现。1251年蒙哥继位后，采纳忽必烈建策，确定绕道吐蕃，攻灭大理，为尔后南北夹攻南宋创造条件。1252年9月忽必烈奉命率10万蒙古铁骑，远程奔袭，出奇制胜，于1254年攻灭大理。蒙古假道大理，使大理成了蒙古在陆地C型包围南宋的关键一环和攻击南宋薄弱后方的根据地。从1255—1279年间，大理在蒙古灭亡南宋的24年间确实起到了南北蒙古军队遥呼相应，从南方配合北方进攻的作用。南宋的灭亡，主因固然是朝廷腐败，奸臣当道，但赵匡胤因“玉斧画界”也难脱干系。
北汉是十国中最弱的国家之一，“土瘠民贫，内供军国，外奉契丹，赋繁役重，民不聊生”。但因为北汉结辽为援，成为辽国的傀儡，有辽国做后盾，故宋太祖对伐灭北汉进而收复燕云十六州信心不足，企图通过“和平赎买”的方式，解决北汉和燕云十六州问题。赵匡胤说：“石晋割幽蓟以赂契丹，使一方之人独限外境，朕甚悯之，欲俟斯库所蓄满三五十万，即遣使与契丹约，苟能归我土地民庶，则当尽此金帛充其赎值，如曰不可，朕将散滞财、募勇士，俾图攻取耳。”表面看是先礼后兵的恳切之言，实则是不自信情绪的流露。赵匡胤也没把话说到关键之处，燕云十六州地处关塞要地，是游牧民族和中原政权的天然防御线，中原失去燕云十六州，就等于门户洞开，草原铁骑随时都可长驱直入，严重威胁大宋的安全。一方欲“和平赎买”，一方欲壑难填，怎么办？赵匡胤的应对之策是，散尽筹集到的准备赎买北汉的银两，招募勇士，与北汉和辽国拼命。这是典型的商贾和赌徒思维，我看不出可取之处。秦始皇统一天下，靠的是雄心、意志、谋略、国力和激励政策催生的虎狼之师。赵匡胤应该立下雄心壮志，制定完全统一中国的路线图，面壁十年图破壁，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精心培育威武之师，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并择机进取，这才是攻灭北汉，进而恢复汉唐版图的正途。唐太宗被诸国尊为“天可汗”，重要原因并不在于贞观年间大唐经济文化如何如何繁荣，而在于它对各国始终保持着军事上的强势。赵匡胤开疆拓土乏力，使得北宋的北部边界既无易守难攻的天然屏障和坚固的防卫线，又无发展马政可依托的天然优质牧场，仅仅依靠茶马互市和国内零星的牧马场，组织不起强大的骑兵军团，成为后来北宋灭亡不可忽视的因素。宋朝诸帝受尽异族欺辱，与宋太祖开国气度不足，立国无宏基，以及右文偃武的祖宗之法为后世皇帝所持守有关。
赵匡胤篡位后，一直担心“上行下效”，危及江山社稷，对此他苦心琢磨采取什么样的计策，才能惩唐末藩镇割据之弊，避免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历史重演，消除自己的心腹之忧。赵普出主意说：“陛下之盲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赵匡胤大悟：“卿无复畜，吾已喻矣。”于是，赵匡胤导演了一幕“杯酒释兵权”的喜剧。他点拨众将云：“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谓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尔曹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我且与尔曹约为婚姻，君臣之时，上下相安，不亦善乎？”众将听罢，跪拜说道：“陛下关心臣等，真可谓生死而骨肉啊！”赵匡胤用几杯美酒几句美言便解除了众将的兵权，显示了高超的斗争艺术。不过，赵匡胤一心安坐龙庭，尽废国之栋梁，注定他只能是个被动的“小一统”之君，根本别指望他还会有汉武帝式的作为。如果赵匡胤是一个神武睿智的君主，他会找到一条既能有效消除武将觊觎皇位或割据一方的野心，又能发挥武将镇国安邦的砥柱作用的路子，如此或许会改写大宋诸皇帝始终直不起腰的历史。可惜，赵匡胤既不神武，亦不睿智。
赵匡胤丢分之处在于他忘恩负义篡夺皇位。他受尽周太祖、周世宗的赏识、信任和恩赐，直至升任殿前都点检，兼任宋州归德军节度使，负责防守汴京。可以说，周氏皇帝把子孙后代和江山社稷都托付给了赵匡胤，可赵匡胤却是个无情无义的野心家，借周世宗离世之机，欺负人家孤儿寡母，发动陈桥驿兵变，黄袍加身，改朝换代。赵匡胤丢分之处还在于他统一南方九国过于顺利，而征服北汉又归于失败。唐宋之间的五十三年中，中原地区相继出现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小朝代，五代之后，我国内地还有吴、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南平、北汉十个小国。在统一南方九国的过程中，宋军兵不血刃，轻而易举平定了荆南，以摧古拉朽之势攻灭了不肯归宋的南方割据政权。南方九国之中，吴越政权在宋军统一南方之初，就与宋军结成了军事同盟，为宋军彻底平定南方诸割据政权中最强盛的南唐起到了重要作用。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忠懿王钱弘俶基于吴越钱氏之祖训和佛学大师延寿“舍别归总，纳土归宋”的建议，以民族大义和民众利益为重，不惜将吴越“三千里锦绣山川”和“十一万带甲将士”悉数献出而归宋，保持了江南的繁荣与稳定。北汉则是他死后赵匡义率军攻灭的。北汉政权以太原为中心，割据山西中部和北部地区，“地狭产薄”，国力不强，然而由于它依附于契丹族，得到了辽朝的扶持和保护，竟得以在五代后期的风云激荡中维持自身的统治。虽然北汉有辽朝为后盾，但赵匡胤始终在等待时机，以图一举攻灭之。宋开宝元年，北汉易主，导致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赵匡胤认为有机可乘，便令宋军北上，征伐北汉。宋军长驱直入，屡败北汉军，直逼太原城下。北汉再次易主，并向辽朝求援，以解太原之危。辽穆宗迅速发兵援救，宋军腹背受敌，无功而返。宋开宝二年，赵匡胤再次兴兵讨伐北汉，宋军攻势凌厉，北汉岌岌可危，无奈辽军兵分两路，一路援救太原，一路入侵宋境，赵匡胤在太原久攻不下，辽军南下日深，宋军疲惫不堪的严峻形势下，被迫下令撤军，此役失利。至此，赵匡胤不得不暂且放弃消灭北汉的意图。北汉和辽朝依然对北宋构成严重的威胁。与历代开国皇帝相比，赵匡胤得来皇权太易，皇位坐得太舒服，难免人们对其评价不高。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赵匡胤丢分之处关键在于他缺少汉武帝雄视天下，“明犯 强汉者，虽远必诛”的悍气和成吉思汗气吞山河、一统天下的霸气；在于他践行的“修文抑武”国策，给后继者以巨大影响，使得宋朝在战争中几乎屡战屡败，割地赔款，受尽屈辱，直至灭亡。
一个帝王获得累世喝彩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他维护华夏固有领土之完整，实现国家完全之统一，或开疆拓土，四方来朝的功绩，彪炳史册。而北宋统一十国后，领土面积不足300万平方公里，在南宋时期则缩减为200万平方公里左右。
“玉斧画界”、“备钱赎北汉”和“杯酒释兵权”的典故，颇能诠释宋太祖何以为后世诟病。
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称帝后，进行统一南方的战争。宋将王全斌在攻灭蜀国后，立即上奏建议乘胜攻取云南。赵匡胤却“鉴唐天宝之祸起于南诏”，用玉斧在地图上顺着大渡河一画，指着大渡河以西说，“此外非我所有也”。因此，宋朝的西南疆域，西邻吐蕃，南邻大理。大理的辖境包括今云南全省，四川西南部，贵州晴隆以西数县，缅甸北部那加山脉以东地和萨尔温江以东地，老挝西北部、泰国北部。赵匡胤不采纳攻取大理的建议，是有一定道理的。首先，大理并不好对付。唐天宝之祸起于南诏，公元751年唐剑南节度使鲜于促通率军讨伐南诏，战于西河地区，唐军死六万；公元754年剑南留后李宓率兵七万征南诏，全军覆没，元帅沉江。唐军重挫于南诏，导致唐朝军力下降、军事空虚，是爆发安史之乱并持续八年的重要原因，“由是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无所控诉，凡二百余年。”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直至灭亡的关键节点。其次，存在着大理与吐蕃联合抵御宋军的可能，如其然，宋太祖将深陷战争的泥淖，残局不可收拾。再次，大理高山深谷，地势险要，且山中瘴气氤氲，不利于宋军作战。再者，宋太祖寄希望于大理主动与宋修好向宋纳贡。然而，这些道理都是小道理，恰恰暴露了赵匡胤缺乏政治家所应有的远见卓识和军事家必备的战略思维。赵匡胤放弃攻灭大理的严重错误，在南宋末年蒙古征伐南宋中显现无遗。在蒙宋之战中，蒙古实施了“斡腹之谋”，其主要内涵为避开南宋坚固的长江防线而假道大理迂回包抄南宋薄弱后方，避实击虚，舍近攻远，以灭亡南宋。1234年蒙宋交战以后，蒙古军在四川、荆襄、江淮等地遭宋军顽强抵抗，灭宋计划长期未能实现。1251年蒙哥继位后，采纳忽必烈建策，确定绕道吐蕃，攻灭大理，为尔后南北夹攻南宋创造条件。1252年9月忽必烈奉命率10万蒙古铁骑，远程奔袭，出奇制胜，于1254年攻灭大理。蒙古假道大理，使大理成了蒙古在陆地C型包围南宋的关键一环和攻击南宋薄弱后方的根据地。从1255—1279年间，大理在蒙古灭亡南宋的24年间确实起到了南北蒙古军队遥呼相应，从南方配合北方进攻的作用。南宋的灭亡，主因固然是朝廷腐败，奸臣当道，但赵匡胤因“玉斧画界”也难脱干系。
北汉是十国中最弱的国家之一，“土瘠民贫，内供军国，外奉契丹，赋繁役重，民不聊生”。但因为北汉结辽为援，成为辽国的傀儡，有辽国做后盾，故宋太祖对伐灭北汉进而收复燕云十六州信心不足，企图通过“和平赎买”的方式，解决北汉和燕云十六州问题。赵匡胤说：“石晋割幽蓟以赂契丹，使一方之人独限外境，朕甚悯之，欲俟斯库所蓄满三五十万，即遣使与契丹约，苟能归我土地民庶，则当尽此金帛充其赎值，如曰不可，朕将散滞财、募勇士，俾图攻取耳。”表面看是先礼后兵的恳切之言，实则是不自信情绪的流露。赵匡胤也没把话说到关键之处，燕云十六州地处关塞要地，是游牧民族和中原政权的天然防御线，中原失去燕云十六州，就等于门户洞开，草原铁骑随时都可长驱直入，严重威胁大宋的安全。一方欲“和平赎买”，一方欲壑难填，怎么办？赵匡胤的应对之策是，散尽筹集到的准备赎买北汉的银两，招募勇士，与北汉和辽国拼命。这是典型的商贾和赌徒思维，我看不出可取之处。秦始皇统一天下，靠的是雄心、意志、谋略、国力和激励政策催生的虎狼之师。赵匡胤应该立下雄心壮志，制定完全统一中国的路线图，面壁十年图破壁，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精心培育威武之师，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并择机进取，这才是攻灭北汉，进而恢复汉唐版图的正途。唐太宗被诸国尊为“天可汗”，重要原因并不在于贞观年间大唐经济文化如何如何繁荣，而在于它对各国始终保持着军事上的强势。赵匡胤开疆拓土乏力，使得北宋的北部边界既无易守难攻的天然屏障和坚固的防卫线，又无发展马政可依托的天然优质牧场，仅仅依靠茶马互市和国内零星的牧马场，组织不起强大的骑兵军团，成为后来北宋灭亡不可忽视的因素。宋朝诸帝受尽异族欺辱，与宋太祖开国气度不足，立国无宏基，以及右文偃武的祖宗之法为后世皇帝所持守有关。
赵匡胤篡位后，一直担心“上行下效”，危及江山社稷，对此他苦心琢磨采取什么样的计策，才能惩唐末藩镇割据之弊，避免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历史重演，消除自己的心腹之忧。赵普出主意说：“陛下之盲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赵匡胤大悟：“卿无复畜，吾已喻矣。”于是，赵匡胤导演了一幕“杯酒释兵权”的喜剧。他点拨众将云：“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谓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尔曹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我且与尔曹约为婚姻，君臣之时，上下相安，不亦善乎？”众将听罢，跪拜说道：“陛下关心臣等，真可谓生死而骨肉啊！”赵匡胤用几杯美酒几句美言便解除了众将的兵权，显示了高超的斗争艺术。不过，赵匡胤一心安坐龙庭，尽废国之栋梁，注定他只能是个被动的“小一统”之君，根本别指望他还会有汉武帝式的作为。如果赵匡胤是一个神武睿智的君主，他会找到一条既能有效消除武将觊觎皇位或割据一方的野心，又能发挥武将镇国安邦的砥柱作用的路子，如此或许会改写大宋诸皇帝始终直不起腰的历史。可惜，赵匡胤既不神武，亦不睿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