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万历末年说”
发布时间：2022-10-17 09:13:28作者：准提咒常识网
《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万历末年说”
《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万历末年说”
周钧韬
内容提要 《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问题，鲁迅认为是明万历庚戌（38年），此论影响甚大。台湾学者魏子云先生根据1933年修的《吴县志》考定，万历41年“马仲良时榷吴关”,《金瓶梅》还未付刻，从而否定了鲁说。但魏先生的证据并不过硬，还存在问题。法家学者雷威尔提出：“我怀疑1933年修的《吴县志》也可能有疏忽和错误，还需要重加核对。”为此作者作了进一步考证，查到清康熙12年（1673）的《浒墅关志》，确证魏说为是。作者的考证解决了魏先生考证中存在的问题。且作者考出的凊康熙12年（1673）的《浒墅关志》，离“马仲良时榷吴关”的万历41年，仅相距60年，而魏先生考出的民国（1933年）《吴县志》与万历41年（1613）相距320年。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法国学者雷威尔的疑问。从史料的价值来讲，凊康熙12年（1673）的《浒墅关志》比民国（1933年）《吴县志》的史料价值要高得多。这才可以说为推倒鲁说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歩。
作者又根据袁小修的《游居柿录》、李日华的《味水轩日记》、薛冈的《天爵堂笔余》、沈德符的《野获编》，考出《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在万历45年冬到万历47年之说，从而提出了《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万历末年说”.
2008年，吴敢就此文对周钧韬提出公开谴责。周钧韬在《周钧韬金瓶梅研究文集。代跋》发表姜得男：《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考证的争辩--评吴敢对周钧韬的公开谴责》一文于以答辩。周钧韬亦有论文：《重论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万历末年说”》，待发表。
《金瓶梅》问世后一直传抄了四十多年，到万历末年才有刻本问世。此中定有缘故。这在《金瓶梅》研究中，是个不小的问题。搞清楚这个问题，对搞清楚《金瓶梅》的创作宗旨与当时上层政治斗争的关系等问题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还必须先搞清楚与此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金瓶梅》的初刻本到底问世于什么时间？
对这个问题，鲁迅早已有定论。但是他的结论是不妥的，必须进一步加以探讨。
鲁迅的《金瓶梅》“庚戌初刻本”说
鲁迅在1924年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下册）中指出：
诸“世情书”中，《金瓶梅》最有名。初惟钞本流传，袁宏道见数卷……万历庚戌（1610），吴中始有刻本，计一百回，其五十三至五十七回原阙，刻时所补也（见《野获编》二十五）。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19编。新潮社1924年版。
在这里，鲁迅没有用“可能”、“大约”等推测之词，而是下了断语。在他看来，《金瓶梅》初刻在万历庚戌年（三十八年），地点是“吴中”.此说一出，遂成定论。沿用此说者不乏其人。郑振铎在1927年4月出版的《文学大纲》中说：“万历庚戌（1610）始有刻本，计一百回。其中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原阙，刻此所补。”郑振铎：《文学大纲》第3册第23章，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沈雁冰在同年6月发表的《中国文学内的性欲描写》一文中也说：“明代万历庚戌始有刻本”《中国文学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但他们都没有加以考证。
到了1932年，郑振铎在出版《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时，似乎对庚戌本说产生了怀疑。他说：
《金瓶梅》有好几种不同的版本。最早的一本，可能便是北方所刻的《金瓶梅词话》，沈德符所谓“吴中悬之国门”的一本。当冠有万历丁巳（四十五年）东吴弄珠客的序和袁石公（题作廿公）之跋的。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四册第60章，朴社出版部1932年版。
在这里，郑振铎肯定“词话本”为初刻本而否定了庚戌本之说。但这仍是推测，也没有考证。第二年（1933），在《谈〈金瓶梅词话〉》一文中，郑振铎又说：《金瓶梅词话》“当是今知的最早的一部《金瓶梅》。但沈德符所见‘吴中悬之国门’的一本，惜今已绝不可得见。”后又说：“沈氏所谓‘吴中’本，指的当便是弄珠客序的一本。”此文载《文学》创刊号（1933年）。我们暂且不管郑氏这一段话的混乱和矛盾之处。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词话本”非《金瓶梅》的初刻本。为什么郑氏的看法会出现反复和矛盾，原因仍然在于他没有做考证工作。
吴晗在1934年发表了《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在“初刻本”问题上也失之于武断。他说：
万历丁巳本并不是《金瓶梅》第一次的刻本，在这刻本以前，已经有过几个苏州或杭州的刻本行世……万历三十七年袁中道从北京得到一个抄本，沈德符又向他借抄一本，不久苏州就有刻本，这刻本才是《金瓶梅》的第一个本子。此文载《文学季刊》创刊号（1934年）。
吴晗虽然没有沿用鲁迅的庚戌初刻本说，但他却提出在万历丁巳本前就已有几个刻本行世，其存在的问题与鲁迅的庚戌本说是一样的。
直到今天，在《金瓶梅》的研究界，鲁迅的庚戌初刻本说，仍有相当的影响。1978年出版的《中国小说史》仍持此说。1980年出版的朱星先生的《金瓶梅考证》，更对此说加以专门论述和发挥。他说：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出《金瓶梅》是万历庚戌年被刻于吴中。庚戌年是1610年，比现存最早的《金瓶梅词话》丁巳年（1617）刻本还早七年。而这部庚戌年本，日本也没有，大概早已亡佚了。我曾为此事去访问过孙楷第先生，据他说：“国内见到此书版本之多无过于我（这是事实），我只知最早的版本是万历丁已年本，未听说过有庚戌年本。鲁迅先生可能记错了。”我想鲁迅先生治学态度很谨严，决不会草率从事，一定有根据的。
其实，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的那段文字后，就加了一个括号注：“见《野获编》二十五”.其根据清清楚楚，根本不需要朱星先生“遍查群书”,最后以“推断而知”.不过，朱星认为，“鲁迅先生治学态度很谨严，决不会草率从事，一定有根据的”,这倒说出了几十年来，不少学者盲目信从鲁迅的庚戌初刻本说，而不加仔细考证的重要原因。
那么，鲁迅的《金瓶梅》“庚戌初刻本”说是怎样提出来的呢？现将其根据：沈德符《野获编》卷二十五《金瓶梅》条抄录如下：
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典（按：袁氏原文：“传奇则《水浒传》、《金瓶梅》等为逸典”），予恨未得见。丙午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数卷，甚奇快。今惟麻城刘延伯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抄挈归。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余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余曰：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仲良大以为然，遂固箧之。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
丙午，是万历三十四年（1606）；又三年，是万历三十七年（1609），或三十八年（1610）袁小修这次赴京会试，是万历三十八年。；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这个“未几时”当然可以推测为一年或更短。这样，《金瓶梅》的初刻本在“吴中悬之国门”则在万历三十八年庚戌（1610）。鲁迅依据这段话作出《金瓶梅》初刻本问世于万历庚戌年的结论，似乎亦差不离。正如赵景深先生所说：“从丙午年算起，过了三年，应该是庚戌年，也就是万历三十八年。所以我认为，朱星同志推测鲁迅所说的庚戌版本是合情合理的。”赵景深：《评朱星同志金瓶梅三考》，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但是，鲁迅在沈德符这段话中，忽略了“马仲良时榷吴关”这一句关键性的话。马仲良时榷吴关的“时”是什么时候？对此鲁迅没有加以考证，致使他的“庚戌初刻本”说判断有误。
周钧韬
内容提要 《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问题，鲁迅认为是明万历庚戌（38年），此论影响甚大。台湾学者魏子云先生根据1933年修的《吴县志》考定，万历41年“马仲良时榷吴关”,《金瓶梅》还未付刻，从而否定了鲁说。但魏先生的证据并不过硬，还存在问题。法家学者雷威尔提出：“我怀疑1933年修的《吴县志》也可能有疏忽和错误，还需要重加核对。”为此作者作了进一步考证，查到清康熙12年（1673）的《浒墅关志》，确证魏说为是。作者的考证解决了魏先生考证中存在的问题。且作者考出的凊康熙12年（1673）的《浒墅关志》，离“马仲良时榷吴关”的万历41年，仅相距60年，而魏先生考出的民国（1933年）《吴县志》与万历41年（1613）相距320年。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法国学者雷威尔的疑问。从史料的价值来讲，凊康熙12年（1673）的《浒墅关志》比民国（1933年）《吴县志》的史料价值要高得多。这才可以说为推倒鲁说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歩。
作者又根据袁小修的《游居柿录》、李日华的《味水轩日记》、薛冈的《天爵堂笔余》、沈德符的《野获编》，考出《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在万历45年冬到万历47年之说，从而提出了《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万历末年说”.
2008年，吴敢就此文对周钧韬提出公开谴责。周钧韬在《周钧韬金瓶梅研究文集。代跋》发表姜得男：《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考证的争辩--评吴敢对周钧韬的公开谴责》一文于以答辩。周钧韬亦有论文：《重论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万历末年说”》，待发表。
《金瓶梅》问世后一直传抄了四十多年，到万历末年才有刻本问世。此中定有缘故。这在《金瓶梅》研究中，是个不小的问题。搞清楚这个问题，对搞清楚《金瓶梅》的创作宗旨与当时上层政治斗争的关系等问题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还必须先搞清楚与此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金瓶梅》的初刻本到底问世于什么时间？
对这个问题，鲁迅早已有定论。但是他的结论是不妥的，必须进一步加以探讨。
鲁迅的《金瓶梅》“庚戌初刻本”说
鲁迅在1924年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下册）中指出：
诸“世情书”中，《金瓶梅》最有名。初惟钞本流传，袁宏道见数卷……万历庚戌（1610），吴中始有刻本，计一百回，其五十三至五十七回原阙，刻时所补也（见《野获编》二十五）。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19编。新潮社1924年版。
在这里，鲁迅没有用“可能”、“大约”等推测之词，而是下了断语。在他看来，《金瓶梅》初刻在万历庚戌年（三十八年），地点是“吴中”.此说一出，遂成定论。沿用此说者不乏其人。郑振铎在1927年4月出版的《文学大纲》中说：“万历庚戌（1610）始有刻本，计一百回。其中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原阙，刻此所补。”郑振铎：《文学大纲》第3册第23章，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沈雁冰在同年6月发表的《中国文学内的性欲描写》一文中也说：“明代万历庚戌始有刻本”《中国文学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但他们都没有加以考证。
到了1932年，郑振铎在出版《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时，似乎对庚戌本说产生了怀疑。他说：
《金瓶梅》有好几种不同的版本。最早的一本，可能便是北方所刻的《金瓶梅词话》，沈德符所谓“吴中悬之国门”的一本。当冠有万历丁巳（四十五年）东吴弄珠客的序和袁石公（题作廿公）之跋的。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四册第60章，朴社出版部1932年版。
在这里，郑振铎肯定“词话本”为初刻本而否定了庚戌本之说。但这仍是推测，也没有考证。第二年（1933），在《谈〈金瓶梅词话〉》一文中，郑振铎又说：《金瓶梅词话》“当是今知的最早的一部《金瓶梅》。但沈德符所见‘吴中悬之国门’的一本，惜今已绝不可得见。”后又说：“沈氏所谓‘吴中’本，指的当便是弄珠客序的一本。”此文载《文学》创刊号（1933年）。我们暂且不管郑氏这一段话的混乱和矛盾之处。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词话本”非《金瓶梅》的初刻本。为什么郑氏的看法会出现反复和矛盾，原因仍然在于他没有做考证工作。
吴晗在1934年发表了《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在“初刻本”问题上也失之于武断。他说：
万历丁巳本并不是《金瓶梅》第一次的刻本，在这刻本以前，已经有过几个苏州或杭州的刻本行世……万历三十七年袁中道从北京得到一个抄本，沈德符又向他借抄一本，不久苏州就有刻本，这刻本才是《金瓶梅》的第一个本子。此文载《文学季刊》创刊号（1934年）。
吴晗虽然没有沿用鲁迅的庚戌初刻本说，但他却提出在万历丁巳本前就已有几个刻本行世，其存在的问题与鲁迅的庚戌本说是一样的。
直到今天，在《金瓶梅》的研究界，鲁迅的庚戌初刻本说，仍有相当的影响。1978年出版的《中国小说史》仍持此说。1980年出版的朱星先生的《金瓶梅考证》，更对此说加以专门论述和发挥。他说：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出《金瓶梅》是万历庚戌年被刻于吴中。庚戌年是1610年，比现存最早的《金瓶梅词话》丁巳年（1617）刻本还早七年。而这部庚戌年本，日本也没有，大概早已亡佚了。我曾为此事去访问过孙楷第先生，据他说：“国内见到此书版本之多无过于我（这是事实），我只知最早的版本是万历丁已年本，未听说过有庚戌年本。鲁迅先生可能记错了。”我想鲁迅先生治学态度很谨严，决不会草率从事，一定有根据的。
其实，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的那段文字后，就加了一个括号注：“见《野获编》二十五”.其根据清清楚楚，根本不需要朱星先生“遍查群书”,最后以“推断而知”.不过，朱星认为，“鲁迅先生治学态度很谨严，决不会草率从事，一定有根据的”,这倒说出了几十年来，不少学者盲目信从鲁迅的庚戌初刻本说，而不加仔细考证的重要原因。
那么，鲁迅的《金瓶梅》“庚戌初刻本”说是怎样提出来的呢？现将其根据：沈德符《野获编》卷二十五《金瓶梅》条抄录如下：
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典（按：袁氏原文：“传奇则《水浒传》、《金瓶梅》等为逸典”），予恨未得见。丙午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数卷，甚奇快。今惟麻城刘延伯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抄挈归。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余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余曰：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仲良大以为然，遂固箧之。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
丙午，是万历三十四年（1606）；又三年，是万历三十七年（1609），或三十八年（1610）袁小修这次赴京会试，是万历三十八年。；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这个“未几时”当然可以推测为一年或更短。这样，《金瓶梅》的初刻本在“吴中悬之国门”则在万历三十八年庚戌（1610）。鲁迅依据这段话作出《金瓶梅》初刻本问世于万历庚戌年的结论，似乎亦差不离。正如赵景深先生所说：“从丙午年算起，过了三年，应该是庚戌年，也就是万历三十八年。所以我认为，朱星同志推测鲁迅所说的庚戌版本是合情合理的。”赵景深：《评朱星同志金瓶梅三考》，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但是，鲁迅在沈德符这段话中，忽略了“马仲良时榷吴关”这一句关键性的话。马仲良时榷吴关的“时”是什么时候？对此鲁迅没有加以考证，致使他的“庚戌初刻本”说判断有误。
